种族歧视，红色恐怖，军事独裁，暴力镇压，种族屠杀……

 

这样的字眼反反复复，出现在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乃至当下。

 

如何面对这些与现今政治利益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成为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议题。全世界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成立了真相委员会（关联阅读：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作为“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通过调查、披露威权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

 

在此前几篇文章已为大家介绍了最著名的真相委员会——调查清算种族隔离时期暴行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关联阅读：真相还是和解？——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关于赦免的难题），以危地马拉和秘鲁为代表的拉美真相委员会（关联阅读：拉美真相委员会：以真相换和平）——这些国家有着类似的军事独裁背景并曾面临持续多年的左翼游击运动。今天这篇文章将是真相委员会系列的最后一篇，继续编译《不可言说的真相：转型正义与真相委员会的挑战》（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介绍两个很少为国人所了解的小国：东帝汶与摩洛哥。

 

每个国家都有历史伤痛，真相则是最好的慰籍。

 

东帝汶：真相与宽恕

 

经历了印度尼西亚长达25年的严酷统治后，东帝汶终于在1999年通过全民公投获得独立。但在公投结果公布之时，印尼军方所支持的民兵组织反应激烈。他们劫掠了大量城镇，杀害了将近1400名平民。在大批难民逃向西帝汶的同时，也有大约一万名亲印尼的民兵因担心遭到报复惩罚，而逃至西帝汶。

 

新政权移交阶段，联合国派驻的过渡政府在多方的帮助和支持下，于2002年成立了“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委员会被授权调查1974年4月至1999年10月间，发生在东帝汶政治冲突时期侵犯人权的暴行。

 

委员会存续了四年多，有300左右雇员，大多数是本地人。此外还有十多名国际顾问为委员会提供技术和法律支持。

它有权下发传票，并在警方的协助下搜集获取信息。自正式工作以来，委员会一共收到了7669份个人陈述，约占东帝汶人口的百分之一。委员会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量听证会与社区和解会议。

 

正如其名字所揭示的，除了最基本的调查真相的职责，委员会还承担着帮助低层级的罪犯回归社区的职责。委员会提出条件：如果轻罪罪犯愿意认罪并道歉，其惩罚将仅是社区服务，象征性的赔偿或公开道歉。这样的认罪协议，都是在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下进行。由地区领袖、受害人等代表组成的区域委员会组织的、基于社区的小组负责具体执行这些协议。协议最终要经过法院审批。若完全遵循协议，“被告”则将被豁免刑事或民事责任。

 

不过，那些涉嫌谋杀、性侵、组织或煽动暴力、以及犯下其他重罪的嫌疑人，则不能进入社区和解程序。有关社区和解的申请，由负责重罪调查的检察官进行审查。如果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曾参与到重罪活动中，检察官有权中止和解程序。

 

除了社区和解，委员会还开展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行动。如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办公室一起发起了一项回溯性的死亡调查，随机抽样了1200个家庭，以估算因冲突而丧命的人口数。与此同时，委员会还对全国1600个公共墓地每年增加的坟墓数量进行统计。两项调查最终将帮助确定政治冲突中的死亡总数。

 

又如委员会开展的一项“社区档案”项目，纪录不同社区在不同时间所经历的暴力和压迫。这要求本社区的居民直接回顾事态发展的时间线和相应的事件。

 

委员会另外设计了一份补偿方案。向那些经受了最严重伤害的受害者们提供了每人200美元的补偿，覆盖面约为所有向委员会提供陈述的受害者人数的10%。补偿资金由世界银行提供，大量国际或本土NGO参与到补偿项目的执行中。三分之一的受偿者参与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治疗工作坊。除了针对受害者的直接补偿，这一项目还向诸多NGO提供资助，由后者向幸存者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直至委员会结束后，还有大量补偿项目在陆续开展。

 

此外，委员会还开展了一项聚焦女性的研究计划。与东帝汶本土的妇女权利组织合作，该项目旨在设计一个更具性别意识的听证会方案。

 

最终，在2005年10月，委员会向东帝汶总统Xanana Gusmao提供了终期报告。即便国内外呼声强烈，政府最终未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不过，2006年1月，位于纽约的NGO、国际转型正义中心独立地将这份报告放在了网上。

 

委员会确认了102800名东帝汶人，在长达24年的印尼侵占中因冲突直接身亡，这一数字占到了东帝汶人口的十分之一。委员会认为，印尼安全武装对人权的侵犯，事实上已违反了人道法与战争法，并系统地犯下大量重罪。委员会记录下的85%的罪行，可归咎于印尼安全武装。印尼武装力量将饥荒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进行了大量任意处决，并对那些疑似独立分子或对独立力量表达同情的人施以酷刑。暴行还包括对东帝汶妇女有组织的性奴役。此外，还有大约10%的暴行归咎于由东帝汶独立前线领导的独立武装分子。

 

委员会同时指出，1999年发生的诸多罪行，与印尼政府高层有关。报告详尽地披露了应负指挥责任的印尼军事领导的姓名。

 

这份报告并未在东帝汶境内广泛传播。这被国际社会视为遗憾。在许多人看来，报告若为更多人了解，将进一步促进东帝汶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政治倾向人士之间的和解。东帝汶社会存在一个普遍分歧，认为东部地区的人面对印尼占领，经受了更多的痛苦挣扎。但事实上，委员会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显示，整个国土的各个区域，都经受了相似的暴行和冲突，仅是时间阶段不同、一些手段不同而已。

 

委员会提出的诸多建议，实施缓慢。此外，如何对重罪犯问责，也是国际社会尤其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1999年的印尼政府的罪行。

 

针对此，印尼与东帝汶政府共同宣布，将成立第二个真相委员会：真相与友谊委员会。

 

第二个真相委员会成立后，东帝汶政府也开始更认真的考虑，如何落实第一个真相委员会所提出的种种建议。

 

摩洛哥：艰难转身

 

人们似乎很难想象，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真相委员会，成立于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很多观察者都对摩洛哥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转型”国家表示怀疑：尽管国王在更替，但它的政府和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在数年前，摩洛哥国内的诸多压迫性的政策都有了放松之势，改革与转型似乎正在路上。

 

著名的摩洛哥老国王Hassan二世，几乎统治了摩洛哥40年。针对异议分子的监禁、酷刑、流放被视为其统治特色之一。有些异议分子甚至“失踪”将近20年之久，被关押在秘密拘留中心，不为外人所知的苟且存活。另有一些人则被关押、处决。此外，自1975年西撒哈拉地区的冲突爆发后，摩洛哥也对这一区域的独立分子进行了残酷镇压。一直到1989年，这位国王还坚决否认境内有政治犯的存在。在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下，90年代起，他的高压统治有所放松。他指定了一个人权咨询委员会，调查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为摩洛哥如何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法制体系提供建议。数年间，摩洛哥释放了大约300名“失踪”人员，并批准了若干国际人权公约。

 

1999年Hassan二世逝世后，他的儿子，默罕默德六世，沿着改革的路径继续前行，并且对历史问题更加坦诚。

 

新国王在1999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仲裁庭，在人权咨询委员会的支持下，启动了对失踪人口家庭的补偿计划。仲裁庭为7000多个受害者家庭提供了将近1亿美金的赔偿款。这一仲裁庭被视作巨大的进步，但也因其判决缺乏一致性和透明度而饱受批评。此外，还有成千的申请者因错过申请期限而被排斥于仲裁庭外。针对这些受害人启动新的补偿项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国家人权小组从1999年开始游说当局成立一个真相委员会。2004年，这个委员会终于在国王的同意下成立。委员会的17名成员，包括前政治犯、人权工作者、学者等，不过，其中仅有一名女性。

 

委员会被授权调查自1956年摩洛哥独立到1999年成立独立仲裁庭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委员会与国王之间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即调查不指向任何具体的个人，且委员会不应在刑事诉讼中扮演任何角色。

 

 

2005年底，委员会向国王提交了最终报告，并在2006年对外公开，人权咨询委员会同时提供了它们的建议。

 

不过，很多人权工作者仍对人权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能否得到落实表示异议。因其仅毕竟只有提供“咨询”的权限。

 

这份报告明确了国家对失踪、任意拘禁、酷刑和武力滥用负有责任。它建议摩洛哥在宪法中明确写入某些权利，废除死刑，批准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公约，并对安全和司法部门进行相应的改革。它建议摩洛哥成立一个当地历史研究院，作为一项“记忆政策”，并在所有的改革中都纳入性别视角。

 

委员会还建议针对个人和社区进行补偿，并要求总理进行公开道歉。之后，有将近9000名受害者及家庭收到了8500万美元的补偿，基于社区的补偿计划也得以开展。但政府却拒绝了道歉的要求。

 

报告的诸多建议，被公民社会视为建立一个新摩洛哥的宣言。

 

但这一宣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并不乐观。

 

人们必须要知道的是，直面真相与历史，仅仅是走上社会和解、政治重建的第一步。“历史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自动消解。埋藏自己过去的罪恶，它们将在未来重现。

 

---

 

本文主要内容编译自Priscilla B. Hayner的著作 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 首发于微信公号“怎么办phronesis”的“七区笔记”栏目，欢迎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