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万受害者，二十六年抗争，换来对独裁者的最终宣判-蓝方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这个月月底，一份重要的判决书即将下发。

被审判者，侯赛因·哈布雷。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这都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字。而在中非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国度乍得，这个名字，却是每个家庭至深的伤疤。

乍得，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深处非洲内陆，一半的国土在沙漠之中，为其赢得“非洲死亡之心”的名号。

1982年通过政变上台的独裁者哈布雷，乃是西方钳制卡扎菲的重要政治棋子。在美国与法国的纵容庇护之下，任上八年时间，他大肆镇压反对派，进行种族部落清洗，导致至少四万人被屠杀，超过二十万普通乍得公民受到特务机关的监禁拷打。

1990年，哈布雷的政权被推翻。他将国库洗劫一空，自此流亡塞内加尔。

新政权上台，成立真相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披露哈布雷的残酷暴行，以此安抚民心。

然而故事并未终结。

那些在独裁政权下承受苦难的受害者们，没有继续选择隐忍与沉默。他们成立受害者联盟，四处搜寻秘密历史档案，详尽记录受害人证言。他们在世界各地奔走，一次又一次向不同国家、不同层级的法院递出控诉书，并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归。

直到2013年，专为审判哈布雷而设的非洲特别法庭在塞内加尔成立。

2015年9月，哈布雷案正式开庭。73岁的哈布雷，带着墨镜，围着面纱，与当年的受害者们当面对质。

整整二十六年后，在2016年5月底，这份迟到的判决将被最终宣读。

还好，他们不用再等待更长的时间。

把他送上法庭！

“1988年，当我被错误指控、关进哈布雷的监狱里时……我就一遍一遍向神发誓：一旦我活着出去，我此生都将为正义而战。我坚信，神之所以让我到现在活着，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为了那些死去和失踪的人，也为了不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在下一代身上重演。”

2015年9月18日，Souleymane Guengueng终于站在了证人席上。

曾是公务员的Guengueng，被指控“支持敌对势力”，在哈布雷的秘密监狱里被关押了两年半。他在那里感染了肝炎和疟疾，险些死于登革热。在他的描述中，牢房小到无法伸直双腿，要么24小时为白光炙烤，要么就数日暗无光亮。

能活到哈布雷下台的那一天，Guengueng已是万幸。他在法庭上描述他所见过的酷刑，还有那些因为疾病或虐待而死在狱中、半夜被抬出牢房的同伴，数度泣不成声。

Guengueng是哈布雷任内二十万政治犯之一。哈布雷设立了严密的秘密警察系统，对乍得公民进行全面监控。在乍得真相委员会披露的报告中，人们被逮捕的理由通常琐碎可笑，甚至只是底层秘密警察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而罗织罪名。人们会因为“收听敌台”、说错哈布雷父亲的籍贯、在听到哈布雷父亲逝世的消息时表达了喜悦之情而被逮捕，而后经历残酷的刑讯——以承认那些荒唐的指控，或就着编造的罪名去举报他们的同伙。

臭名昭著的酷刑之一，叫做”arbatachar“捆绑。将人的双肘紧靠绑在背后，并将绳子不断后拉而将胸口提起。长时间捆绑后，双手几乎会被废掉，或者严重变形，如胸部永久性前凸。另一种著名的酷刑，则是强制向口腔灌水，直到受刑者昏厥或窒息。

受刑者们被关押的地方，也残酷到难以想象。秘密警察通常使用地牢。每个囚犯的生活空间，至多只有两个平米。在非洲酷热的旱季，这些牢房与火炉无异，一些犯人甚至直接死于窒息。

类似的情节，在20世纪的人类苦难史中层出不穷。不同于在大多数国家都选择沉默、隐忍和遗忘的受害者，Guengueng在他出狱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反击。

他和一些同伴创建了乍得受害人协会，他们从幸存者和他们的亲属那里收集证据，期待着有一天能将哈布雷绳之以法，获得应有的补偿。Guengueng因此被开除公职，受到各种死亡威胁，在2004年被迫流亡美国。2007年，他还本色出演了一部控诉哈布雷的电影，《独裁者猎人》。

然而，过去25年来，以Guengueng为代表的乍得受害者们，所经历种种跌宕反转，比电影更加精彩纠结。

漫长的政治肥皂剧

尽管Guengueng在1991年成立乍得受害人协会时就发誓要把哈布雷送上法庭，但第一次真正的起诉，却是在2000年。

当时，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在英国被捕，掀起国际社会对普遍管辖权的极高热情。在国际法中，普遍管辖权是指对于某些危害全人类的极重罪，无论嫌疑人国籍为何、行为地为何，一个国家也对其具有刑事管辖权。

受皮诺切案的启发，乍得的受害者们开始主动联系诸多国际人权组织，寻求他们的帮助。包括人权观察、国际人权联盟在内的诸多重量级机构，组成国际联盟，以帮助乍得受害者起诉哈布雷。

2000年，Guengueng的乍得受害人协会召集了7名受害人，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提起刑事诉讼。塞内加尔在1985年即签订反酷刑国际公约，公约要求签约国对于出现在其国土内的嫌疑人，要么起诉，要么引渡。但到2007年，塞内加尔才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将这条国际法原则写进国内法。而2001年的第一次起诉，塞内加尔就以无管辖权为借口，拒不立案。不过，修法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2008年，14名受害者援引新的管辖权法条再次起诉哈布雷，又遭到无限期的推迟。

Guengueng们迅速将视线转向比利时。在普遍管辖权领域，比利时向来走在国际社会的最前沿，已有诸多颇有影响力的诉讼实践。2000年，3名已入籍比利时的乍得受害人与20名乍得公民，以反人类罪、酷刑、任意拘禁与绑架为由，要求布鲁塞尔行使普遍管辖权，审判哈布雷。

比利时的检察官们在2002年正式开始了他们的调查，前后多次前往乍得取证。2005年，比利时向塞内加尔政府提出引渡请求，塞内加尔政府也象征性地逮捕了哈布雷。但在随后的上诉程序中，达喀尔上诉法庭又以自己没有管辖权裁决引渡问题要求放人。

而后，欧盟和联合国屡屡发声，要求塞内加尔要么审判、要么引渡哈布雷。比利时则契而不舍地又向塞内加尔发了三次引渡函。2009年，比利时还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塞内加尔履行反酷刑公约下的起诉或引渡义务。比利时胜诉，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塞内加尔继续装聋作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乍得境内，受害者们也在想办法各个击破。他们将火力集中指向那些仍留在乍得境内的哈布雷德同僚。有意思的是，在一次大规模地区叛乱后，乍得法院认定哈布雷是叛乱的幕后指使，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判处哈布雷死刑——当然，又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审判。哈布雷的律师直截了当地跟记者说，“哦，我听说了那个判决——不过我并没有当真。”

受害者们还剩下最后一条路——期望在国际法院的体系下，成立专门审判哈布雷的临时法庭——例如柬埔寨对红色高棉的审判。

2010年，哈布雷也把质疑塞内加尔对其管辖权的官司打到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区域法庭里。西共体法院下发了一份颇有争议的裁决，认为塞内加尔对哈布雷的指控会违法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所确定的不可溯及既往的原则。要规避这一原则，那就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性质的临时法庭。

经过漫长的协商，塞内加尔终于和非盟签订协议，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的非洲特别法庭来审判哈布雷。

其后，各方又在资金问题上反复讨价还价。2013年2月，特别法庭终于落成。

审判意味着什么

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后，2015年7月20日，非洲特别法庭正式开庭。

73岁的哈布雷，被扭送上了法庭。他穿着一袭白袍，带着黑墨镜，一路高喊着，这不是一场审判，这是一场闹剧。

他的律师们拒绝出庭，法官不得不又为他重新指定律师。新律师需要准备时间，庭审于是又被拖延到了2015年9月。

4500多名乍得受害人，登记成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中98个受害人与证人亲自来到法庭，出庭作证。

他们当中，有Guengueng这样被酷刑虐待的幸存者，他们描述经历过的酷刑，牢房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迫参与的万人坑填埋行动；也有被送到沙漠深处充当慰安妇的女人，她们遭受性虐待与暴力，其中一个指控哈布雷强奸了她。

法庭上，哈布雷自始自终未发一言。

一些证人，在回到乍得后受到哈布雷余党的死亡威胁。哈布雷自己的律师，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支持哈布雷的简陋网页，每天在上面持续攻击证人，批驳控方证据，时不时向记者和人权组织发送新闻稿。

而曾经的受害者们，在经过25年的持续抗争之后，早已蜕变成为成熟的人权行动家。控方对证人的选择，由受害人协会提供咨询建议；面对辩方泼来的污水，他们有组织性的发声驳斥，主动设定公共议程。参与庭审的4500多名受害人，自组织成三个协会，由15名律师集体代理。

法院为庭审设立了公关宣传项目，最终也是由三家NGO或公司竞标获得运营权。他们除了负责媒体关系，还深入到乍得偏远地区进行庭审直播，举办各种公众开放日活动，组织针对记者和NGO的工作坊。

哈布雷的审判，因此成为了社会动员的契机。25年前的罪恶，第一次得到全乍得，乃至非洲社会如此彻底的反思与讨论。

按照既定的日程，2016年5月30日，哈布雷的判决将最终下发。若无上诉，2016年6月则将开始民事赔偿程序。

按照法律，赔偿将有三种形式：恢复原状——如将受害者官复原职，归还侵占的土地或没收的财产；补偿——为受害者发放补偿金；复原——为受害者提供物理治疗、心理咨询及医疗服务。

法庭将建立受害人基金。主要的资金来源，则是国际社会的援助与捐赠。

在其他类似的国际法庭提供的赔偿中，往往还包括诸多具有宣誓性的项目。例如为受害人建立纪念碑、博物馆，设立纪念日，将发生的事以及审判写入历史教科书，等等。

沉默与掩盖，并不会让人们遗忘历史的伤痕。对独裁者的现世审判，不仅会是对受害者最大的慰籍，也是对当权者明确的警醒。

而正义，从来都不会被赐予，只有靠人们自己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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