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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下周我就该去伊斯坦布尔了。
Anas说完这句话后，我们的对话陷入尴尬的沉默。
我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我勉强撩起话头。因为你花了这么多时间，费了这么大力气，才好不容易离开那里。
是呀。他也沉默了几秒。
但当我再回到那里时，我是自由的。
2
Anas在去年9月9日到达巴黎。
从里昂火车站走出来时，正是傍晚时分。
天气晴好。
西斜的太阳打了一层暖光在车站立面巨大的雕像上。
让一切更像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美梦中飘忽不定的背景板。
12岁诶。我在12岁时就知道，我一定，一定要去巴黎。
大马士革富人区长大的Anas，在12岁时有了要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似乎理所当然的就应在巴黎实现。
高中毕业，他去了学费高昂的法国服装设计学校（ESMOD）大马士革分院。
随后两年兵役结束，机缘巧合到迪拜工作。
2011年，叙利亚的局势开始扑朔迷离。签证续签也变得尤其困难。
Anas没办下签证，悻悻回到叙利亚。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里。
“其实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Anas说。
他的父亲做灯具生意，家业颇大。随即而来的内战，电搞没了，灯自然也不好卖——但他家住在紧邻俄国使馆的安全区域，和战火前线的战乱生活还是有天壤之别。
“但我就是想去巴黎——那是我的梦想诶。”
在家中无所事事的Anas开始研究怎样才能去巴黎。
战争开始后，想要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签证——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旅游，对于叙利亚人而言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需要提供大量的文件证明你支持现在的政府。”Anas耸耸肩。“我不支持他。我也证明不了我支持他。”
他也开始关注巴尔干半岛的偷渡路线。不时的难民溺亡消息，让他心有畏惧。
“每天都在想着要离开大马士革，但似乎一切又没有到让你下定决心的程度。”
直到2014年5月，Anas收到了正式的入伍通知单。
他通过在军队中的亲戚确认，这批新兵将被派往大马士革周边的Mleha前线。
“你知道Mleha在发生些什么吗？去那里，就是送死。”Anas指着地图上的那片灰色区域说。“我不想死。也根本不想卷入这台战争机器——我谁也不支持，我憎恶这场战争的每一方。”
2014年7月。通知单上应召的日期临近。
Anas决定出逃。
准备许久，到走的那天却非常仓促。和政府做军火生意的叔叔突然来电话，让他一小时之内收拾好行李，以公差名义把他带离大马士革。
他就背了一个双肩包，带上护照和钱，以及强制入伍的通知和文件。
“那天我妈妈在亲戚家，甚至都来不及跟她见一面。”Anas有些伤感，“希望这不会成为这辈子的遗憾。”
两个多小时，从大马士革直达贝鲁特。
搭上特权车，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得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在贝鲁特机场，Anas买了最近一班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又是两个小时。顺利入境伊斯坦布尔。
在那时，因为国家间的免签协议，对叙利亚人而言，通过贝鲁特前往伊斯坦布尔还是一条相对简单轻松的通道——直到更大规模的难民向这些邻国涌来。
2014年底开始，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国都相继收紧对叙签证，边境线开始成为难民们真正的关口与梦魇。
3
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并未让Anas感到自己是个逃难者。
“我有钱咯。”Anas很认真的说。
他没打算找工作。
没有工作许可，只能在餐馆打黑工。“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
他几乎只做了两件事。学土耳其语。在酒吧抽水烟。
他在第二个月交上了土耳其女朋友，开开心心地从酒店搬去了她的家。
不过，Anas并没有想在土耳其继续生活下去。
“任何人的对话里都要问，你从哪里来。一说叙利亚，他们就会以一种厌恶的眼神看着你。”
“一有机会，我就要离开。”Anas说。
机会来了。
2014年底，在一家酒吧里，Anas认识了所谓的蛇头。
900美刀，一口价，用船把他从伊兹密尔载到希腊小岛。
2015年1月，Anas背着他的双肩包，出发了。
这是一次糟糕透顶的旅行。
起初非常顺利。三个小时时间，到达某个他也不知道的希腊岛屿。进而换船北上着陆。
在希腊与马其顿的边界城市，Anas滞留了一个月。
他前后五次试图徒步跨过马其顿边界，都被边防警察拦了下来。
“我受够了。”
Anas说，他是那一群偷渡客中，唯一一个放弃的。
完全不同于那些扎着帐篷耗在边境上的难民。他们抗议，等待，接受着救济和白眼。他一个人住在酒店。看上去就像个游客。
“我不想卑躬屈膝地乞求那些警察的怜悯。”
他坐大巴回到雅典。干脆就忘了自己的逃难者身份。旅游，观光，泡吧，抽烟。
两个月后，心中迷茫。买了一张船票，又回了伊斯坦布尔。
“至少我还能说土耳其语。而且，那时还有个女朋友。”
接下来怎么办，那再说吧。
4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Anas试图直接向法国大使馆申请难民签证。
但每次刚走到使馆门口，直接就被守卫拦了下来。
他也希望说服女友和他一起去巴黎。对这个一直平静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年轻姑娘而言，简直是个莫名其妙的提议。他们的对话总以争吵结束。
马其顿边控时松时紧。朋友圈里不断有成功入境德国或者法国的消息传来。
2015年8月底，Anas与女友分手，再一次决定横渡希腊。
这一次，蛇头的报价已经涨到了1100美金。
还是三个小时的海路。依然不知道目的地的名字。
还是一条30人的小船，这次也明显拥挤许多。
Anas无聊数起人数，超载了一倍。
同船大多是青壮男子，有十来个叙利亚人。
天气炎热。好几个不过几个月的孩子，从头到尾嚎啕大哭。
在接近希腊的最后一个小时路程里，小船开始漏水。
女人们也加入了哭嚎。男人们象征性地往外舀水，寻找根本不知在哪里的裂缝。所有的人，都在祈祷。
“离开大马士革那么久，这才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我就是一个绝望的难民。和我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死在地中海上的难民，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终究是幸运的。
船还是按照既定路线，到达了希腊某个小岛的海滩。
Anas兴奋地跳上堤岸——就这么一跃，把自己的钱包和手机，都掉进了海里。
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噩梦的开始还是结束。
随后的行程，都如开了外挂。
上岸后，Anas手足无措。脑子里能想到的，有困难，找警察。
迷迷糊糊跟着人群往岛上的警察局去。这也是难民们进入欧洲的第一步，做登记。
警察局门口排的长队无边无尽。
但就在这拥挤的人潮中，Anas居然碰上了熟人——父亲之前在大马士革的生意伙伴。
这对夫妻早些年在希腊定居，来此小岛不过偶然。对方热情的借给他手机联系父母报平安，还慷慨地借给他了——3000欧元！
（我一遍遍跟Anas确认，你到底是怎么遇上熟人的？他换着他能穷尽地所有短语告诉我，真的只是by accident。）
Anas足足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排完警察局的登记长队。
拿到第一份文件后，他开始北上。
按照都柏林协议，这份登记，本应将Anas的难民申请限制在了他的第一个入境国希腊。但事实上，作为地中海门户的希腊和意大利，早就已经不堪重负，无非象征性地给上门的难民做下初步核查，便放行让其北上。
在德国宣布放弃都柏林协议、允许难民直接前往德国申请庇护后，9月15日，也就是Anas入境的几天后，欧盟正式宣布在两年内转移安置入境意大利和希腊的四万难民。尽管各国的安置配额仍未确定，但却为Anas这样从希腊、意大利非法入境的寻求庇护者，日后在法国等地顺利申请难民资格提供了正式的制度渠道。
Anas花了70欧元，坐船到达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Thessalonki），换乘大巴，直接进入马其顿边境城市盖夫盖利亚（Gevgeljia），下车再换大巴，直达塞尔维亚。五个小时时间，从希腊到塞尔维亚，跨过两条边境线。完全不同于第一次闯关马其顿的情景——没有警察盘查，没有关卡拦截，一路畅通。
Anas很快便得知，这一路畅通的代价有多么高昂。
就在他在希腊小岛上排队登记的时候，两只载满难民的小船，在和他入境希腊几乎完全相同的海路上倾覆。包括那个穿着红色T恤，扣倒在土耳其海滩上的3岁小难民，艾兰。
5
随后的一切，都像做梦般不真实。
大巴车在某个不知名的火车站停下。Anas随着人群下车。所有人徒步向北走去。
Anas不知道人们要去哪里。但所有人都在向前走。
“就像你会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场景一样。很多人。男人，女人，小孩，提着行李，排着长队，不停走。”
Anas混杂在人群中，似乎也不敢停下脚步。
夜色暗下，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席地而卧。天一亮，又陆续起身赶路。
沿着郊野公路，走了整整两天。
Anas终于知道这场跋涉的目的地。又是某一个城市的警察局。警局门口排了上千人的长队，Anas也搞不清楚人们到底要在那里做什么。
Anas没有耐心再排上两天的长队。直接花了50欧元，两个小时，打车到了贝尔格莱德。在酒店里略作休整，继续换火车北上，7个小时，到达匈牙利边境。
这是移民北上之路的又一个关卡。
自称要在这场难民危机中守护欧洲基督教价值的匈牙利，因其对难民赤裸的敌意而恶名远扬。
Anas随着人群从火车站走到边境线，匈牙利一侧早已站满了记者和警察。
他和一小群年轻人避开人群，一起沿着铁丝网寻找突破口。在灌木丛中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终于从荒郊中找到一条小道，越过边境。
而边境另一侧，早有不少黑车司机等待在此。
100欧元一个人，Anas上车，直达布达佩斯。
而这时的布达佩斯，却封闭了火车站，禁止没有申根签证的难民进入。
Anas丝毫不敢停留，在车站一带寻觅愿意开往奥地利的出租车。500欧元的价格，3个小时时间，一口气抵达维也纳。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天之内，塞尔维亚到维也纳。”Anas知道，自己所谓的梦想，几乎就在眼前了。
休整两天后，Anas买了从维也纳开往巴黎的高铁票。
在瑞士境内，他第一次遇到巡车的警察。对方友好地问他，是否愿意在瑞士寻求庇护。
Anas笑着说，我要去巴黎。
6
当火车在里昂火车站进站时，Anas终于忍不住热泪盈眶。
“那一刻的感觉太奇妙了。”Anas想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单词来描述他的想法。
“有点茫然。还顾不上担心或者害怕。很高兴。高兴到想落泪。”
他混在出站的人群中，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他会是一个刚刚穿越了巴尔干半岛的叙利亚难民。
出现在他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还是，有困难，找警察。
他走向离他最近的一个老太太，问，你会说英语吗？我应该怎么去警察局？
老太太上下打量他一番，说，我不会说英语，但我会说阿拉伯语。
老太太是摩洛哥人，早年移民巴黎，是名医生，长期做人道主义援助。
听到他来自叙利亚，二话不说，直接把他带回了巴黎家中。
老人给他翻出儿子的衣服。给他买了新的电话卡。做中东的菜给他吃。休整几天后，陪他去警察局咨询难民程序，给他做翻译。
一个月后，老人因家事要回摩洛哥。于是联系了巴黎两家专门救助叙利亚难民的NGO。他们重新帮Anas联系免费寄宿家庭，陪伴他继续进行避难程序。
Anas则用他所有的时间开始上法语课——一些大学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了免费的课程，有一些学校，则有政府付费的语言项目。
一周前，Anas十年的难民签证正式下发。而这时，他已经能够独立与移民官交谈对话。
拿到签证的第二天，Anas去到巴黎服装设计学校的总部，递交了入学申请。
他完全没想到的是，对方看了他的作品、查证了他的学历后，告诉他伊斯坦布尔的分校正好有一个空缺的助教职位——如果他愿意，工作一年后再入学，便能顺利解决学费的问题。
“所以，我要去伊斯坦布尔了”。
仿佛一个完整的句号。
一切又回到开始的地方。
只是对Anas来说，一切都已变得不再一样。
文章原题为：我用半年多时间穿越巴尔干半岛，就为了和你们一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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