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真相还是和解？——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关于赦免的难题-蓝方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将近隔离40年的种族制度，由此带来的歧视、杀戮、酷刑与武装反抗，严重地撕裂了南非社会。

自上世纪90年代终结种族隔离，南非社会一直努力弥合历史创伤、寻求民族和解。而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则是其最为典型也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上一篇文章（“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为大家介绍了真相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基本原理。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将继续编译《不可言说的真相：转型正义与真相委员会的挑战》（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介绍各国真相委员会的具体运作与面临的挑战。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无疑是全世界三十多个真相委员会中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者。

正如其名字所示，南非的真相委员会不仅要寻求历史真相，更承担和解重任。而实现和解最重要的制度工具——赦免，则成为最大的争议。宽容、忏悔这样的词汇，与复仇、声张正义的声浪相对抗，政治权力斗争纠结其中，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屡屡深陷舆论漩涡。

与历史和解，远远不止说出真相那么简单。但说出真相，却是重建宽容、多元社会最重要的第一步。

前所未有的委员会

南非社会关于建立真相委员会的议题，初始于1992年。一直到曼德拉在1994年4月当选总统，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真相委员会的动议才被真正严肃地讨论。

在制定临时宪法的讨论中，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便是对于种族隔离时期种种罪行的责任人是否应当予以赦免。政府与军队对于赦免极其坚持。但一直到协商的最后时刻，各方才同意在宪法文末附上“对于过去冲突期间基于政治目的、因过失或故意犯下的罪行，应被赦免”。

1995年，南非通过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年底依据该法案成立。委员会的权力也由该法案授权，包括赦免个案、搜查住所、搜集证据、传唤证人、建立证人保护机制等等。

委员会选出17名委员，并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担任委员会主席。整个委员会有着300名雇员，最初两年半的经费预算达到1800万美元，在全国建立了四大办公室。无论从规模还是权限范围来看，在诸多真相委员会中前所未有。

委员会具体又由三个分委会组成：

- 人权委员会，负责搜集受害者和证人证言，记录侵犯人权的罪行；

- 赦免委员会，受理并决定个人赦免申请；

- 赔偿与和解委员会，负责设计或建议具体的赔偿方案。

整个委员会一共从21000名受害者和证人处采集了证词，其中有2000人出席了公开听证会。

媒体对委员会的报道十分密集：大多数报纸基本每天都有关于委员会的报道；全国性的广播台每天都有4个小时的听证会直播；还有一个名为“真相委员会特别报道”的电视栏目，在每周日晚上播出相关新闻，成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公开的听证会有多种类型。委员会会对政府部门、主要社会机构在历史暴行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举行听证会。这样的听证会涉及宗教、司法、商业、劳工、卫生、媒体、监狱、军队等各个方面；

另外还有些特别听证会，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如种族隔离政府使用生化武器对付反对者的罪行、强制兵役、针对青少年和妇女的暴力等；

委员会也针对特定个人举行专门的听证会。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曼德拉的前妻，Winnie Madikizela Mandela。针对曼德拉夫人为期两周的听证会，就其参与的犯罪行为启动了多个警方调查，并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她的政治生涯。

不过，委员会并没有完全行使法律赋予它的强大权力，因而也经常被批评为将和解置于真相之上。仅在少数时候，委员会使用了传票、搜查、证据保存等手段。为了避免触犯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对一些要人或机构，委员会总在推迟下发传票或搜查令。委员会为人权机构抨击的，还有其拒绝向因卡塔自由党主席Mangosuthu Buthelezi和内务部长下发传票，因为委员会担心这样的行动会遭致暴力反抗。

赦免：和解必经之路？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大的创新，也是其最有争议的部分，便是委员会所享有的、对1960年到1994年4月间因政治目的犯罪的个案赦免权。真相委员会前后一共收到了7115份赦免申请书。不同于那些出于政治动机、针对财产的犯罪，要赦免那些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申请人必须出席公开听证会，回答委员会、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法律代表，甚至受害人本人所提出的问题。

所有的赦免申请中，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案子属于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需要举行听证会。最终，在行政审查后，赦免委员会否决了4500份赦免申请。主要是因为这些罪行缺乏所谓的“政治目的”。因而，真正有效的申请数量约在2500份左右。

获得赦免，有两个条件：申请人需对其曾参与的罪行进行全面的供述和忏悔；同时，要证明他们最初的行为是出于政治目的。赦免委员会将考虑一系列因素，以最终决定申请者是否满足这两个条件。委员会会考虑客观上的具体行为、主观上的过失或故意，与其声称的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达成所谓目的所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任何出于个人私利、私人恩怨而犯下的罪行，则不得被赦免。

那些最残忍的罪行要获得赦免，大量尘封的细节就必然要曝光，因而选择”以真相换赦免“的人，必然是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被起诉的人。早期几个针对种族隔离时期罪行的司法审判备受关注，被告人被定罪，且面临长期徒刑，这直接导致赦免申请数量的激增。然而，当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审判——前国防部长Magnus Malan和19个同僚最终被判无罪时，被公诉的威胁就显然不足以迫使那些高级别的责任人诉诸赦免之路。

赦免申请的最后期限，被设定在委员会解散的前一年，就是因为担心最后关头赦免申请数量过于巨大，从而给处理这些申请留出时间。与此同时，为了逼迫那些责任人尽快申请赦免，委员会还举行了一系列闭门的调查听证会，试图通过这些不公开嫌疑人姓名和犯罪细节的听证会给相关人以压力。但到最后，仍有许多责任人抱着侥幸的念头没有”自首“，尤其是一些种族隔离政府的政治领导和军队的高级官员。

有一些赦免决定值得特别关注。谋杀反种族隔离运动家Steve Biko的凶手，被拒绝赦免，因为申请人声称Steve Biko的死乃是意外。委员会拒绝了嫌疑人出于政治目的”意外"杀害了Biko的的论点，委员会也质疑申请人是否说出了全部的事实。在另一些案例中，委员会认为出于简单的种族主义而犯下的罪行不能被赦免，因为缺乏政治目的或国家机构的授权。

另一个争议极大的案例，是对37名非国大领导的赦免。他们联合提出申请，但并未披露过多的细节。无论如何，他们所涉的罪行显然是大规模侵犯人权，委员会没有对此进行听证，也未完全公开细节，仅进行了内部审议。这被视作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赦免委员会的工作，相对独立于整个真相委员会。就这个案子，赦免委员会拒绝向真相委员会做出解释；真相委员会遂提出对赦免委员会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针对这37人的赦免决定。

申请人在公证会上的虚假陈述，究竟是刻意隐瞒，还是记忆误差？他们供述的事实有究竟多少可信？南非律师Jeremy Sarkin，对赦免程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在很多案例中，申请人们仅坦诚了部分事实，因为他们知道真相委员会的调查能力有限，而且种族隔离政府在移交政权以前已销毁了大量文件，这也为他们隐瞒事实带来底气。

最终，有1167人被真相委员会赦免，另有145人获得了部分赦免。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与不满，赦免程序仍然获得了大量详尽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赦免促成了真相的获取。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是是第一个被法院质疑其权力和决定的真相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三个受害者家庭质疑委员会赦免权力的合宪性。最终，南非宪法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委员会的判决。另一个案例则要求委员会必须提前告知那些在公开听证会上被指控为罪犯的人；法院同时还要求委员会合理告知那些可能被”点名“的人。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关于南非前总统P. W. Botha。他在拒绝出席委员会的听证会后，被检方提起公诉。他的审判为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将大量指控其犯罪的事实呈现在公众面前，包括他对长时间大规模的国家犯罪的知情与默认。Botha的公众支持率因此大幅下降。他最终被定罪，并被判一年缓刑。不过，上诉后这一判决出于技术性原因被推翻。

获得真相不是和解的全部

由于赦免程序还要持续多年，委员会在1998年10月先出版了最终报告的最初五卷。而在其出版前，这份报告就已招致诸多争议。前总统F. W. de Klerk通过诉讼，暂时阻止了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及他的名字。此外，非国大对委员会对其过去的行径做出的结论非常不满。非国大在报告发行的最后一刻发起一场拙劣的诉讼，试图阻挠整部报告的出版。不过，法院在报告发行的前几个小时，做出了有利于委员会的判决。

几个月后，委员会的报告在国会审议。副总统Thabo Mebki以非国大主席的身份在审议中表示，非国大对真相委员的程序和报告持“极大的保留”，尤其是他们认为委员会的结论抹黑乃至罪化了“我们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做出的大部分努力”。经过数天的辩论，南非政府对于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诸多建议表示“不做出承诺”。

处理每个赦免申请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与强度也是此前未预见的。分析师Jeremy Sarkin注意到，公开的赦免听证会处理了2548起个案，在全国267个地方举行，耗时1888天，由1538名翻译员口译了11680个小时。在1998年的报告发行后，赦免委员会还花了两年半的时间继续举行赦免听证会，最终在2001年全部结束。委员会同时还提供了一份有资格获得赔偿的受害者名单，并启动了第一批赔偿项目。

2002年3月，委员会报告的第六、第七卷完成，并在2003年发行。发行的延迟，则因为因卡塔自由党和Mangosuthu Buthelezi发起的又一起诉讼。而这时，已是发起真相委员会的六年后。

而后的事实，证明了南非政府确实缺乏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进行改革或赔偿的政治诚意。委员会的最后两份报告发行后两月，Mbeki总统便使用他的宪法权力，大赦了33名已被定罪的罪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未能经委员会程序获得赦免的非国大和泛非大会的成员。此后，政府还想扩大赦免范围，但受害者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诉讼阻止了这一行动。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和解与种族关系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是公共辩论的主题。一些调查显示，人们对这问题的态度因其种族身份而分化。相较白人社群，黑人社群对委员会的工作更加支持。

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知道的是，要就数十年的暴行达成和解，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数年的时间，也远远不只说出真相那么简单。

本文主要内容编译自Priscilla B. Hayner的著作 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 首发于微信公号“怎么办phronesis”的“七区笔记”栏目，欢迎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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