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想要一个真相委员会？”

 

2009年，在圣保罗一个关于成立巴西真相委员会的国际会议上，“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的发起人之一，Priscilla B. Hayne向一个在巴西独裁时期失去家人的妇女抛出了这个问题。

 

她很快做出回答：为了获得调查的特权，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

 

巴西并不是一个彻底遗忘了过去的国家。自1985年独裁结束，巴西成立了多个官方的调查委员会，公开了上百例失踪或谋杀的案卷材料，并对那些在独裁时期失去家人或遭受财产损失的人予以补偿。

 

但这些仍然不够。面对独裁时期的罪恶历史，官方仍然坚称，为赢得“战争”，1964年到1985年间的独裁是必须的，没有必要忏悔或者道歉。很多资料依然被隐藏，许多强迫失踪者至今仍无确切消息。

 

建立一个独立的真相委员会，被寄予厚望。2012年5月，巴西真相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将调查上世纪60~80年代巴西军人独裁时期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

 

“巴西应该知道真相，年轻一代应该知道真相。” 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国家真相委员会成立之时如是说。

 

不仅是巴西。当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们成为“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通过调查、披露威权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

 

在当下中国，诸多历史议题仍未解禁，而随着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对建国后屡次政治运动中暴行的反思、忏悔、平反之声却已日渐强烈。真相委员会的概念，也被一些学者、媒体提及，悄然进入公众视野。

 

真相委员会，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它真的能审判历史、弥合受害者的创伤？重揭历史伤疤，究竟是促成和解还是制造分裂？

 

在《不可言说的真相：转型正义与真相委员会的挑战》（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书中，Priscilla B. Hayne对转型正义的诸多问题做出澄清和回答。此文编译本书部分内容，以帮助读者们了解，在转型国家，对历史真相的追问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

 

真相委员会不仅仅只是寻找和陈述事实。在很多情况下，真相委员会是一个国家对历史罪行的积极反思与回应，也是追究责任、补偿受害者乃至启动政治改革的起点。

 

一般而言，一个真相委员会往往有着以下几大目标：

 

－ 发现、澄清、正式承认威权政府所犯罪行：

 

真相委员会最首要、直接的目的，显然是查清事实：为一个国家的过去建立准确的记录、澄清模糊的史实；在具有争议和伤痛的历史面前，拒绝保持沉默或断然的否认。

 

真相委员会要采访大量的受害者，记录下那些长期、广泛的暴行细节，发掘那些被隐藏的历史。真相委员会所搜集的信息，就其详细程度、覆盖范围，远远胜于此前所有的历史记录，它为那些富有争议的事件提供卷宗丰富的报告。有一些真相委员会还会针对一些重要个案专门调查，甚至会明确指出施暴者的姓名，或是那些当时应对此事负责的掌权者。

 

这些对过去历史官方、公开的审视，将把那些被草下定论、被认为太过敏感、极少被媒体真实报道、甚至直接被官方历史教科书忽略的事实带回到公共讨论中。

 

有一些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后面会有一份正式的总统致歉。在一些人权活动人士看来，官方的承认，至少是弥合历史伤痕的起点。正是因为官方的否认如此普遍，官方的承认才显得如此有力。

 

在那些需要公众积极或消极的支持以维持政府权力的国家，对过往历史的抵赖往往最为强烈。真相委员会往往是在一些依靠掩盖自己罪行方得存续的极权政府倒台后才成立。在有些国家，大规模的屠杀甚至都无法清算，即便有明确的证据放在面前，政府也会极力否认。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危地马拉政府以清剿游击武装为由，在其丘陵地带发起了上百起屠杀。但这些地区被封锁，导致屠杀的事实无法为外人所知。甚至很多亲历了屠杀的幸存者都不知道在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杀戮。即便是在罪行被明确记录的情况下，一些基本事实仍然会遭遇广泛的争议，其中不乏出于政治目的的恶意歪曲。例如波斯尼亚战争，有着大量详细的报道记录，但对于这场战争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波斯尼亚竟然有着三个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官方版本，在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族的学校里被分别教授。这三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的某些观点，是对冲突的强化，完全有可能继续煽动未来的暴力。

 

－回应受害者们的需求：

 

司法审判与真相委员会之间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对受害者的关注程度不同。司法审判最重要的作用，是调查被控诉的嫌疑人某一特定的行为，而受害者大多仅以证人的身份参与少量司法活动。真相委员会则恰恰相反。真相委员会也调查具体的罪行，但其最主要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受害者一方。真相委员会从证人、受害者、幸存者处获得大量的信息。通过倾听受害者的故事，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或发布公开报告的方式，有效地给予受害者话语权，让更多的公众意识到他们曾承受的苦难。

 

真相委员会还通过其他的方式帮助受害者。如设计补偿方案，向政府提供必要信息以快速执行。又例如，帮助那些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尽快确定失踪者的法律状态，这是家属们处理诸如遗嘱、遗产等具体民事事务的起点。例如阿根廷设立了“强迫失踪”的法律状态，法律效力与宣告死亡相似。这种设计可以在不宣布失踪者已死亡的状态下开始处理民事事务，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一区分对受害者家属而言都尤其重要。

 

－ 追究责任：

 

真相委员会的调查听证并非司法程序，但却是开启刑事惩罚程序的重要一步。很多真相委员会将他们的档案资料移交给检察机关，一旦有充足的证据和充足的政治意愿，刑事审判即有可能开启。

 

不少真相委员会会明确点出某一罪行责任人的姓名，尽管没有法律效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亦有追责意味。一些委员会会建议其他的制裁，如免除责任人的职位等。

 

－ 确定体制性的责任，并提出改革建议：

 

真相委员会会对一系列罪行中的体制性责任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以防止更多的滥权行为出现。这些建议通常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一些真相委员会的建议非常繁冗且具体，有的也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不过，真相委员会的建议很难得到完全成功的实施。

 

－促进和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纠纷：

 

真相委员会通常承担了促成和解的任务，但究竟如何实现？

 

人们经常说，未来往往取决于过去：一个社会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否则建设新社会的根基将不复存在。埋葬自己过去的罪恶，它们将在未来重现。如果过去的冲突没有得到正视和总结，这些冲突便更有可能在未来酿成严重的暴力、政治混乱。

 

解决分歧、疏导潜在的冲突，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但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的复杂时期，讲出真相，也有可能制造分裂。政府必须在不同利益间反复平衡。

 

真相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强调，宽恕与和解，是在获取全部真相的基础上达成的。如果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受害者怎么知道应去宽恕谁？同样，无论国家层面、政治层面或个人层面的和解，都建立在澄清真相的基础上。

 

获知真相，是一种权利

 

在国际法庭的判例中，调查并公开过去的罪行，被认为是一种国家责任。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反复重申这一原则。

 

美洲人权法庭1988年的Velasguez Rodriguez案例确认，国家有责任调查强迫失踪者的命运并将信息公开给利益相关者。

 

2005年，UN的独立专家就国际法和国家实践进行总结。这份得到人权委员会批准的报告提出，每个人都有不可分割的权利，去了解政府犯下的巨大罪行。尤其是那些死亡、强迫失踪的案例中，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更是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了解罪行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受害人的命运究竟如何。

 

该报告认为，一个社会将从真相委员会这一制度中受益。每个国家关于建立真相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对其权责范围的界定，都应建立在广泛的公共讨论之上，那些受害者、幸存者的意见尤其应当被尊重。无论建立真相委员会与否，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存并允许公众获取那些与历史罪行相关的档案。

 

2006年，UN人权高专发布了另一份报告，总结了国际条约、各国各地区的司法判例，以及国际和区域层面的诸多决议，认为受害者们有权利了解全部、完整的事实——罪行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参与者是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尤其在强迫失踪、绑架儿童、或是母亲被强迫失踪时绑架儿童、秘密处决等案例中，真相权利还包括了解这些受害者的命运与处境。

 

UN的人权机构通过了多个决议，重申这些真相权利。所有这些文件、司法判例、决议所勾勒的基本原则，已经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不过，在实践中，尤其是当一国的受害者数量巨大、而一国资源有限时，全面、完整的披露暴行相关的全部信息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尽可能地提供信息，保存并公开国家档案，却是一国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真相委员会有用吗？

 

真相委员会真的能有预期的效果？

 

基于实证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Erin Daly便认为，不可能预期一个广泛接受的“真相”从真相委员会的调查中产生。她写到：当人们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存有巨大分歧时，例如在巴尔干半岛，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是在伊拉克，所谓“真相”很难获得针锋相对的双方普遍的认可。她举例，塞族就一直拒绝承认有关塞族滥用武力的报告。

 

David Mendeloff也质疑真相委员会能否真的促进和平、预防暴力冲突。他分析发现，有8个真相委员会明确提出其目标包括在内战后以真相促和平，另有17个在文本中用“真相促进和解”“遗忘、压制导致战争”这样的口号提出类似的目标。Mendeloff认为，这样的宣言、口号缺乏逻辑或证据。

 

事实上，关于真相委员会的真实作用，确实缺乏科学的、量化的实证数据。2010年，两个定量研究试图从两方面人权保护和民主程度两方面来确定真相委员会的影响：在民主指标以及人权保护方面的改进，被视作与真相委员会的作用有间接联系。

 

不过，学者们认为，仅仅有真相委员会，而无转型正义的其他机制，如司法审判、赦免等，反而可能给人权保护、民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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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编译自Priscilla B. Hayner的著作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首发于公共账号“怎么办phronesis”的“七区笔记”栏目，欢迎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