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

第一天早上出发时，看了一眼新闻。

死亡人数，15人。

下午赶到村里，遇到同行，有人说，已经16个了。

15，16。

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而言，无非就是个数字。

消费些感叹。

不过如此。

直到我看到那对死去的姐妹的小弟。

俩！一下子，去了俩！

孩子大伯第一句话，声泪俱下。

我看着他身后破败的泥瓦房。两个老人瘫在苏北冬日稀薄的阳光里，神色茫然的看着来者，还不忘喃喃，坐下，来客了，坐下。

俩。

我低头看到两个孩子最小的弟弟。仰着脸，缩着手，乖乖巧巧的站在一边。听着人们又谈论起他的两个姐姐。他紧紧的锁起了眉头，耷拉着嘴角。

那种似懂非懂的悲恸。

便是这个数字将给他的烙印。

传言

第一天晚上从村头往县城走。

一大群村民把我们坐的出租车给拦下了。

村民们嚷嚷，记者同志，我们有重大冤情向你反映！

我下车问，又是拆迁的事。煤矿要征地，把村子下面挖空了，塌了好几间房子，闹事的村民也被拘留了。

太多类似的故事。我留了名片，准备离开。

村民们见我不感兴趣，一个女人开始嚷嚷。

不仅仅是拆迁的事！还有这次校车！死了三四十个孩子！

其他村民立即附和起来：对对对！到处都是尸体，殡仪馆摆了好几排，车上至少有七八十个孩子呢！

当时我刚刚采访完几个第一时间的目击者。现场的情况，心里多少有些数。

一边答应着他们以后会来采访，一边回到车上。

第二天，在肇事司机的家门口。

大门锁着，我拿着相机随手拍几张照。

一个女人，骑着电瓶车过来，问，你是记者吧，我要向你反映情况。

女人说，村里大家都知道，死了绝对不止15个孩子。政府隐瞒情况。还有，什么避让人力车？根本就没有的事！那个司机，超载又超速，还一边打手机，这才出事了！

我问，你在哪里听说的？

女人说，你来我们村子吧，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呢。我们还有情况要向你反映。煤矿要拆我们村，我们不乐意，把我们村民都抓走了好几个呢！

骗局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之前不久做的智障奴工。

陕北的何老汉，智障儿子走丢了。他深信，儿子是被拐到了黑砖窑做劳工。但警察总是说他没证据，不立案，也不出警。

后来，何老汉在街头找到了另一个叫刘小平的智障人。刘小平说，认识他的儿子，他们都在砖窑做苦工，受尽虐待。因为被打坏了，所以刘小平被黑包工头给扔出来了。

何老汉带着刘小平去报警，这下警察、记者齐齐出动，去刘小平指认的砖窑救老何的儿子。但既没有找到黑包工头和智障人，砖厂做工的工人也没有一个人对刘小平有印象。

警察告诉我，都是假的。

刘小平就是个智障流浪汉，自己冬天抱火炉，把自己抱得遍体鳞伤。刘小平和砖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何老汉只是为了引起警察的重视，才教刘小平那样说，制造个所谓的证据，让警察去他认为有问题的砖窑调查。

幸好。

这个故事没有在此终结。

何老汉又找到了另一个从砖窑逃出来的健全人。重新印证了刘小平的说法。

尽管他还是没能找到他的儿子。

印证

但村民们的故事似乎无法找到新的铁证。

即便校车的事闹得收不了尾，记者们或许也注意不到他们的煤矿和拆迁。

一个村民说，我数给你看，到底死了多少孩子。

于是他一家一户的算，我一家一户的记。算出来，他们村，死了11个。

这已经11个了，政府居然说才死15个！

他说。

是呀，政府说的是15个呢。还有四个呢？

我问。

哪里止四个？前面那个村，听说就是好几个呢！还有旁边那个大队，也有孩子死了。怎么着也有十七、八个！

听说。

新闻发布会上，我问发言人，村民们不相信死亡人数，能公布名单吗。

踢了几轮皮球，警方公布了不同村庄的死亡人数。

最多的村庄12个，另一个村庄3个。一共15个孩子。

月野兔

当然，这个说法，让在场激情昂扬的记者们还是不满意。

一个记者抢过话筒，情绪激动：

不是说你们县财政困难吗？没有钱买校车吗？那么请问，你们安排记者吃饭、住宿的是不是四五星级的大酒店？开发布会的地方是不是最好的度假山庄？请问，记者们住的房间是不是239一晚上的？你们不是没有钱吗？

我旁边的阿姨更是激动。站起来，气势磅礴，用了一串排比句质问政府怎么给校车做的登记，到底如何做的监管。

很好的问题。

对方每答一句话，她就像提审犯人般咄咄逼问，顺势又加入了一段主题演讲。

我说，你先听他们回答完可以吗。她一边坐下一边摔本子，大声嚷嚷，他们回答不出来！

我扭头看她，面色通红，热泪盈眶，坐下良久，手指仍在颤抖。

我代表月亮，来消灭你们。

对话

跟过一些小型的群体性维权事件。

通常的模式是，一帮人不依不饶的把政府主事的人叫了出来。

然后就七嘴八舌，闹闹嚷嚷的抱怨。

对方一般会比较克制的说，你们派个代表，慢慢说，好好说。

于是一个领袖就站出来，气势汹汹的要对方给个说法。

对方听完问题，开始解释，表态。

往往说一两句话，这边的人就开始打断。质疑，逼问，起哄，哄着哄着就夹杂起了人身攻击，情绪激动的人就开始拿着食指指着问，啊，你们凭什么，你们凭什么。

对方就会说，你别指，指什么指，别指着我。

这边就说，就指你了怎么着。

指着指着，两个人搡了两下，这边大叫，当官的打人了！

警察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便齐齐上阵。

骚乱了。

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的第一课是，对话，协商，和妥协。

这是契约的基础。

当然包括社会契约。

其实我想说，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最后成为闹剧、酿成冲突的采访、发布会，其实也大抵如此。

记者被道德感绑架，有的只是对抗、自我升华与感动以及情绪的宣泄，而不是对话、寻求解释并记录。

谁关心孩子

发布会到尾声，不少人已经离开。

两个医生最后介绍医院里孩子们的病情。

几个月野兔追到另一侧官员们的座位上，继续逼问。

医生们拿着稿子和话筒，对着空空荡荡的座位，把该说的话给说完了。

会议散场。

收拾会场的几个人摇着头，说，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关心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