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沈阳做基层采访时，一个大叔反反复复跟我念叨：你一定要去八一公园。一定要去。

生怕我找不到路，大叔拎着黄瓜西红柿油麦菜，步伐紧促，把我领向传说中的小广场。然后手一挥，你看，没骗你吧。

小广场上的景象确实让我大吃一惊。

一坨一坨的人，围成一圈又一圈，各自占领一个角落。

圈子中间，一个中老年男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有的圈子中心则是两个人，抄着手，你一句，我一句，气氛友好活泼紧张严肃。

大叔说，诺，从80年代就开始了，每天从早到晚，从早到晚，都是咱老百姓在这里——谈论政治。

恍惚间，似乎还真有些海德公园的气场。

演讲者大嗓门，离他最近处，总有几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眼睛放光，满是钦慕。听众都抄着手，侧着头，做专心聆听状。

人气最旺的一个圈子，讲者靠着树，树上爬着两个年轻男人，大红色的内裤边露在腰间，听得兴致盎然。

大致围观一圈，小广场上至少有十组讲者。均是四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听众除了核心圈的几个女人，一律是中老年男性。

最受欢迎的话题，是毛与江的那些事；同时有三个圈子在讨论律师投毒案。

也就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政治新闻。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圈子从拆迁补偿上升到抨击土地财政，还有一个圈子在辩论器官移植！

先是一个眼镜男做学识广博状的讲，你们知道吗？在美国，要一个人死了二十多分钟之后，大脑也死了，才是真正的死亡！哪像我们国家，人都还没咽气，就恨不得把你身上的器官给扒拉了。

立即，一个平头大叔予以反驳：要是人死了二十多分钟才开始扒拉器官，器官不就不新鲜了吗？

眼镜大叔很认真：人家那是强调人权，有配套的科学手段。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的移植器官都是从死囚身上来的！

平头大叔反驳：不从死囚身上来，那还能从哪里来？你愿意去捐献器官啊你？

两位大叔面对面站好，开始就器官来源问题展开你一句我一句的辩论。听者在一旁时不时附和两句，场面热烈有序。

双方辩的越发激烈，围观者也越来越多。

两个农民工叔叔从我边上走过。

一个用四川话招呼着，来嘛，听哈子嘛。

另一个不屑的回应，有啥子听头嘛，都是扯把子的些。

回去之后我想，这地方扯了二十多年把子，可该有些名气了吧。

网上一搜，最多的消息是，八一公园小广场，站街女如何勾搭中老年男人，要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不过还有一则新的新闻。还是讲那些落魄的女人，在八一广场上寻觅到新的职业，成为陪聊客。她们听那些自诩曾经辉煌的中老年男人们，讲命运的不济不堪，跟着掉下几滴眼泪，然后挣那么十多二十块钱。

生活罢了。

2

过了两天，又去到著名的工人村的劳动公园。

到处都是老人。

以及那些被迫提起退休，被迫离开岗位，而被迫成为被遗弃的老人的人。

他们都带着折叠椅，走到阴凉处，一坐，便是一上午，便是一下午。

便是一辈子。

公园里到处都有演出。

那些过去大厂的文工团。唢呐，二胡，小号，电子琴，手风琴。还有衣着妖艳声音高亢的女主唱。他们用七十年代的腔调，唱七十年代的歌。旋律激昂，节奏明快，幸福美满。

老人们就拎着各自的凳子，一排又一排的坐在乐团前面。望着他们，听着他们。然后，面无表情。

面无表情。

不管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当我看到这些老人时，他们都面无表情。

我一圈一圈的在公园里晃着，撞见的每一张脸上，都毫无表情。

吹着唢呐的人。

跳着拉丁舞的人。

聊着天的人。

发着呆的人。

所有的人，都毫无表情。

但任何一点点的波澜，又都能引起迅速而庞大的围观。

我坐在湖边和一个老人闲聊，周围不知不觉就上来一大群人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好奇的看我在本子上写什么，几个情绪激动的男人会跟着冷嘲热讽几句，啊，啊，问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但等我抬头看这些围观者，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毫无表情。

3

周末的时间，我去到工人村的博物馆。

出租车司机找不到，绕了两个圈。告诉我说，老房子全部都拆完了，工人们都上楼了，留个没有用的博物馆，从来没拉本地人去过。

他不喜欢老的工人村。脏。挤。满地秽物。

但他又不喜欢新的铁西区，因为“政府只知道卖地”。他拉着我经过化工厂的门口，还能看到废弃的车间厂房。司机说，连这块地都要卖！能有人敢买嘛？土地都是有毒的！

我心心念念想去传说中的老红楼里看看。

反复出现在那些纪录片中的工人村，在我心目中早已浪漫主义的色彩。

近百栋苏式的三层红砖楼，墙体上攀爬着水迹，残留着印记斑驳的毛语录，颓然的伫立在夕阳下。

其实只是我童年里那些八十年代国企大院亲切而落寞的印象，总是能在不同城市却同样落魄的建筑物上找回共鸣的气场。恍惚间能觉得那个被地震摧毁的小镇，似乎依然在离我如此之近的地方。

博物馆一个人也没有。连灯都懒得开。

门卫保安闲的无聊，陪同我参观完全程，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小红楼里复原了几个原住家庭的陈设。棕红色的定制家具，橙黄色的台灯，印红字的搪瓷杯和挂镜，还有摆在角落的痰盂尿壶，都竭力保持着那个年代的尊严。

等从博物馆出来，在工人村的角落里，我又重新去找了几户仍住在红楼里的人家。

红楼还是最经典的户型。

一梯左右两道，楼道空气混浊潮黏。

进去是三间20~30平的大开间，每个开间配一个一平方的内嵌橱柜。在六七十年代，每间房里都是一对夫妇带上三四个，甚至是六七个小孩。人们普遍在进门的房顶打一个吊铺，甚至再把橱柜改装成上下铺。

至于厨房和厕所，则三家人合用一个。一个阿姨招呼我进去参观，厕所蹲坑的瓷面早就破损，幸好她刚用水充冲过，之前都还是满满当当的，下水道老化，东西都下不去。厨房里挤着三家的灶具，水泥墙面漏水，各种杂物堆得到处都是，秽气冲天。

阿姨反反复复跟我抱怨，房子太偏僻了，开发商瞧不上，这房子就拆不了。其他人都搬进了廉租房，而他们还是只能住在这里。

她跟我数落着一栋楼里各家各户的悲惨故事。

她的弟弟和老婆离婚好多年，因为没有房子，现在还是只能住在一起。

隔壁的老人刚刚脑中风，老婆离婚分走了他的房子。他就想进养老院，但养老院说他没有监护人又坚持不收。

楼上的老陈天天在街上挂牌卖苦力，半个月都等不到一个客户，一个月还吃不上一顿肉。

隔壁单元的老刘，自己找不到工作，让老婆去公园陪人跳舞挣钱，随便人在身上摸来摸去。

在一个被城市抛弃的角落，一群被时代抛弃的人。

阿姨的父亲92岁，一个人坐在老红楼门口晒太阳。

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抬起昏昏沉沉的眼皮望我一眼，面无表情。